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组织究竟能走多远？而无法面面俱到，甚至已不能适应新型传销的公力救济，该如何改进？这两个问题，不能成为跷跷板两头的大石头。
据新京报报道，广西男孩李楠被骗入传销窝点，在心理防线快被攻破时，大学好友们凑了一万六千元，委托反传销人士将他救出。这一报道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式进行了详细呈现。而据报道，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悬殊的收费标准，再加上不合法的身份，带来了质疑与风险。
以“鼠窝捞人”与“反洗脑”为主营业务的反传销协会，并不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而如果以“传销”或“反传销”为关键词在微博上搜索，可以看到很多担忧自己的亲朋进入传销窝的人，“艾特”各种各样的反传销组织，希望这些组织能帮亲朋“逃出生天”。
寄生于传销活动上的反传销组织，能深耕十余年，足见反传销需求之旺盛。这种需求，没有被反传销组织的“灰色身份”、看起来昂贵的“捞人”价码以及部分组织“以暴制暴”的解救方式吓跑，反而随之衍生出一个“新行业”。虽然，“民间反传第一人”李旭形容其为“一个本不该存在的行业”。
而人们之所以求助于反传销组织，有的是寻求司法救济无果后的无奈之举，比如报道中的李楠，被骗进传销后，其同学最初报警，但警员表示，信息太少，没办法找人，他们只能求助于反传销组织；有的则是对公力救济的不信任。这种民间私力救济的存在，恰恰反证了公力介入的缺失。因司法惩戒“老赖”不力而形成的民间讨债公司是如此，而由于当地对传销打击力度不够而产生的反传销组织亦是如此。
再加上，新时期的传销活动，还会通过洗脑对传销者在精神上进行控制。就算当地警方用尽全力解救，恐怕也没有办法再承担其“反洗脑”的重任了。这时候由曾经身陷传销组织，了解传销组织洗脑方式的人们，来进行“反洗脑”，在人们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补益方式。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组织究竟能走多远？而无法面面俱到，甚至已不能适应新型传销的公力救济，该如何改进？这两个问题，不能成为跷跷板两头的大石头。揭示反传组织的问题和乱象，为的是不让其野蛮生长，跨过法理界限；但我们更不希望的是，公权力部门一方面无法全面打击传销，一方面却以“一刀切”的方式对民间自生力量进行打击。
如何更好地协调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就像李旭希望的那样，政府职能部门与反传组织能否携手，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将这股民间自生力量纳入合法化的轨道，确实值得好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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