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博物馆皆有恢弘、博大、庄严等大小要素，直销博物馆也不例外。然而，历史感才是博物馆的第一感，无论是古人类的、自然的、遗址性的，无论是探索上帝之存在或记载海盗掠夺史的博物馆，扑面而来的尽是浓郁的历史气息。
笼统地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过去发生的事情绝不会仅仅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么一点点，应该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被记载下来，从而无人知晓。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那么作为某个人来说他的历史为什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似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大谈拿破仑的故事，举出许多情节就像它们发生在昨天，但如果你同样把眼光移向18世纪末法国大陆东南边的科西嘉岛，有没有可能讲出几个拿破仑同乡的故事呢？没有，几乎没有可能。区别就在于拿破仑被历史记载了，而他的同乡则没有。
历史将人的重要性分为不同的程度加以对待，却不尽然。再举一个例子：18世纪中叶俄国出现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叶梅连·普加乔夫，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以致讹传多过真相。最大一个原因：当诗人（同时是一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普希金有一次对沙皇说，他想写一本有关普加乔夫的书时，这位沙皇冷酷否决道：“这样的人没有历史。”普加乔夫造沙皇的反的事迹在最简明的俄罗斯史中都会被记载，他的历史重要性不言而喻，却被极大地“忽略”了。印刷术发明之前，许多重要历史人物身上，这种“忽略”都存在，譬如苏格拉底（他的父亲是个雕刻家，母亲是个接生婆）、孔子（他嘛，大约是个私生子）的身世，而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此，很好理解我们所谓的“历史”，以及博物馆的重要。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解释一下，在他看来，历史不但是一种发生，同时也是对这种发生的叙述，是两者的结合。黑格尔将叙述当成回忆的同义语，简言之，他认为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是历史。这一点，的确如此。我们端坐在历史课堂上，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有关发生过却没有记载下来的事件和人物的讲述。
三
我们再来谈作为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自发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对纳粹有组织、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进行记录和反思。通常我们认为的20世纪最有名望的犹太人，几乎都不在被屠杀者名单中，他们有的没有出生在欧洲，有的在反犹浪潮之前就已去世，或者还没有出生，有的则的在大屠杀降临之前逃出了魔爪。【“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是1935年离开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开拓者费米因为太太是犹太人于1938年12月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后就没有返回意大利，而是去了纽约；量子力学家尼尔斯·玻尔也是从斯德哥尔摩逃走的，时间是在1943年10月；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本来决计不离开，但在他女儿被捕后还是于1938年去了伦敦；爱因斯坦在将要成纳粹迫害的科学界犹太人首选对象时正好在美国讲学，躲过一劫；外交家基辛格和《时代》杂志主笔亨利·格伦沃都是1938年举家逃出的；核物理学家莱奥·齐拉特当时在柏林大学执教，他突然意识到希特勒德国不会放过犹太人，在关闭边境的前一天逃出德国。（齐拉特的这个故事被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总结为一个道理：“你不必聪明绝顶，只要比一般人聪明一点就行。”）获得今年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莫迪亚诺也是犹太人的后代，他的父母在德军占领期的巴黎相识相爱然后于1945年7月有了他，他们一家是如何逃脱希特勒的魔爪的，原因至今存疑。】尽管我们所熟知的犹太名人都不在屠杀者名单里，但犹太人的遭遇作为一个群体的命运仍然受到重视，关于他们的社会记忆成为日后犹太人立国的精神支柱和新的信仰的来源之一。
直销博物馆面向的不是某一个直销公司或某几位皇冠大使，而是展现全世界范围内整个行业曲折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推动了它的发展的值得称道的人物。由于它的曲折和艰难的程度超出了一般销售模式（我们非常喜欢把直销当成一种销售模式，因为不这样说我们就无法去解释它）应有的经验，使得一部分从业人员有了英雄的幻觉。的确，在他们身上，英雄气概是有的，伟大性则有待验证，单独的某一家直企，某几个直销员精英，某几样横空出世的直销产品都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这个行业集合起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推动它的不断向前发展。
直销博物馆将个人史连缀起来，无数块布连接成一面大旗在历史的天空中展开，构成群体史。这样的意义在于：像先贤所说的那样，保存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使伟大事迹和重大事件的记忆永存。对于直销业来说，在冀望于官方的记忆之前先努力做好官方支持的民间记忆是个明智的做法。
个人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个人记忆纳入了集体记忆，它才不像对着星星的呓语和对着牛羊的欢唱，才能够在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中显示出超出个人的价值，并且也有机会得到大尺度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体现价值。
记忆什么、不记忆什么是个人的事情，但什么是值得记忆以及如何去记忆则是由社会群体决定的。在博物馆能够找出你的个人记忆，你自己的生活史被纳入你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历史之中，同时说明了你的记忆的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你个人的东西形成了社会记忆之后也才有了价值显现的可能并独具魅力。
人的每个行为和信念都有一种来龙去脉，同样，你当下的行为和信念将作为一种经验传递给后世，后人将在传承并修改你的经验（他们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进行调整）中铭记你的功劳。你建功立业、留名后世的渴求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实现。
为了后世发展的需要，不到一百年历史的年轻直销业急需建立共同的社会记忆，直销博物馆能够很好地帮助达成这一目的。
董玮
帝瑞集团副总裁、《中国直销元丛书》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现任编审。曾在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成功学著作——美国拿破伦·希尔《人人都能成功》（1989），长期盘踞中国图书畅销书榜。1999年创办《成功》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至今；《成功》杂志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效期刊奖、湖北省优秀期刊奖称号，2004年转型切入直销领域，曾多次采访直销界各类人士，撰写直销类文章数十篇，出版直销著作多部。
二
博物馆正是一个将历史发生的事情储存、叙述出来的地方。具备相同功能的东西很多，书籍、影像、图片、纪念碑、墓碑、音频文件，博物馆可兼而有之。
一般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私密的念头：不管活得多么潦草、多么无奈，都希望给未来留下一丁点痕迹，为人记住、传之长远。不说一提起这个人的名字就引起一片尖叫，至少也能由此追寻到他的蛛丝马迹。名人堂、星光大道上的脚印、回忆录（多半自费出版堆在家里以测试大楼的承载力）、名人词典、墓志铭、家谱、塑像、纪念馆，一切的一切，能够帮助我们留点雅兴在这个世界上就好。我们知道最不济的青史留名方式是干出杀人越货或焚毁珍物的荒诞举动，最无奈的则是四处涂鸦，譬如在名山人所难以攀登的地方刻上某某某“到此一游”。但想想，只留名于世却无法再享受一顿美味的早餐、体会一段铭心的爱、接受炎夏之后迎面拂来的第一阵秋风，这意义究竟何在？更何况，这些留名的努力多半和涂鸦的行为一样徒劳无功。那个人还没有下到山脚，在行为的主体（这个人）和客体（刻的那些字）之间就再也无法发生一丁点的关联，除了他自己，谁又知道这个涂鸦的小流氓是谁呢？人类渴望永被记住的动机是多么痴迷，但其实个人的历史多半就是一块尺寸不大的绸布，随风摇曳却构不成风景。电子时代的来临，便是遗忘时代的开启。注册的网络账户，没有用完的Q币，再也无法更新的微博，充值卡上的残值，这些电子碎片，连同我们没有赶赴的约会，没有表白的爱，流产了的另一个女儿，都将存在于虚无。在这里，绝不是采用历史虚无主义，但个人记忆实实在在算不上历史。如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宁愿娱乐当前，也不要指望多少年后被别人指着自己的墓碑说这个人生前能喝酒善写文章门球打得好，这个可怜的男人曾经是多么有名望啊！
相反，任何人都应看重历史。历史，是垂怜我们不知来世去往何方，却使我们尚可知前世何来的东西，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来龙去脉都极其饶有兴趣，想到人类经由数万年漫长的进化方至今天的成熟，由此而生人类的伟大、高尚、庄严的感触，心中静卧一片虔诚、尊严；我们对事物历史的了解更在于揭示其奥妙，掌握其规律，前人的经验是有作用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先贤的眼睛温柔地看着我们，他们的思想甚至只用只言片语表达出来，对我们都有莫大的启发和帮助。历史是我们精神的依托，也是慰籍，还是前行的一个起点。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可怜的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也该如此。
个人历史在开始考虑记载之时就不断流失，就像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我正在读他的回忆录《审视的生命》）所说的：下一次呼吸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刻，过去再也不可复得。个人记忆是试图留住历史的一个做法，然而在博物馆，个人记忆才会有比私藏大得多的价值，首先，这个人的历史被反复记忆了，其次，更重要的，个人记忆被纳入了社会记忆中。
为什么私藏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太多实现价值的机会？因为回忆是在同他人交流中构建的,没有这种交流,回忆只能是私下进行。历史学家阿莱达·阿斯曼说：“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它们。”对回忆的记忆是通过重复而得到巩固、加强的，凡是得不到重复记忆的东西，就会消失。在我们的儿戏中，“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狼……”就是被一代代重复而记忆下来的。“我们还会回来的”，这是二战中麦克阿瑟在美军撤离菲律宾时说的一句话，它因为数年后麦克阿瑟率军反攻收复菲律宾实践诺言而成为名句，也因为一直被后世重复记忆而留存至今，成为一些战斗小组鼓舞人心的口号。博物馆是非常好的传承记忆的场所，个人事迹、生平、著述、活动、成就，能够通过精心的研究、保管和反复展示而长存、放大，参观者会经常观摩到这些原本属于个人的东西，这是个人回忆被传承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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